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老兵口述抗战历史系列:一锅小米粥

沿着高架桥走到上塘河,从旁边的石灰坝小巷拐进去,那里的干休所里住着多位,从抗战烽火中把生命延续到今天的老革命,这是一个闹中取静、自成天地的一块地方。

李宝松今年90岁了,除了耳朵有点背以外,其他方面都显示出,这是个非常健康的老人,而一聊起抗战的故事,能让他稍稍伛偻的身体,随着脸上的皱纹舒展开去,仿佛干海绵被泡进清水里那样——嗯,照顾他的老阿姨此时会不太高兴,因为她知道,老爷子又该口沫横飞地说上几个小时,以至于不好好按时吃饭了。

16岁从军,到在敌占区多次作战,再到担任侦查员,多次深入敌后探听情报,李宝松讲诉亲身经历的角度,往往是从一个宝箱,一顿午饭,一双鞋,一根皮带……开始的,而他最念念不忘的,是一锅没有吃到嘴里的小米粥。

 

父亲的老友是地下党

 

我,生于1925年,江苏连云港东海县。

我父亲原先是做小生意的,后来世道乱,生意做不下去,回家务农了;我生母去得早,五六岁的时候,就没了。我上头还有两个姐姐,是家中独子。

现在回头想想,我小时候的脾气大概是不大好的——父亲续弦,娶了一位继母回来,奶奶让我管她叫妈,我却说:我妈早死了,我没妈!其实,她对我还是很不错的。

说起我从军的经历,其实也很偶然。我在县里的小学上了两年学,打仗了,学校也就散了,我回家继续读私塾。在我16岁那年,嗯,就是1941年,我父亲的一个朋友来家里探望,看到个子挺高的我,劝父亲说:孩子长大了,这么窝在家里不是个办法,倒不如从军,到外头闯荡闯荡。父亲听完觉得有理,带着我,一起从军了——当然,他那个时候年纪偏大,40岁了,军队收留他没多久,就把他劝回了家,而我,则留了下来。

后来我才知道,父亲的那位好友,是地下党,我也就是这样,进入了共产党的军队。

我们那片是山区,部队很多——有国民党的部队,有为日本人卖命的汉奸部队,有八路军游击队,还有之前是国民党部队,后来被策反成为八路军的,我的部队就是。

听老兵们讲,我的这支部队,原先是东北军57军,张学良手下的,后来改换旗帜,被八路军115师收编,成为独立旅。那个时候,115师的师长是林彪,政委是罗荣桓。

 

粪坑里的宝箱和一头驴

 

可能是因为我小时候读过书的缘故吧,进了部队,被分配到干校学习了三个月,也就是教导队。

我的第一场战斗,发生在1941年的4月。当时,上级下命令,让我们夜间行军,去攻击石榴树镇一个汉奸部队的据点,老兵们都在商量怎么打怎么保命,商量好了,倒头睡觉,呼噜声很大。我不行啊,想想马上就要上战场了,哪里睡得着,整个人走路都像是在飘的。

那一夜很黑,我闷头扛着枪跟着队伍跑,枪声一响,我感觉就那么一下子,只剩我一个人了,我那个急啊,就喊:“班长,班长,你们到哪里去了啊?”然后脚下传来声音:“傻小子,快卧倒啊,等着吃枪子啊!”我“噢”了一声,也跟着趴倒在地上。

后来回想起来,我连那次自己放了几枪都不记得了,从晚上打到天亮,据点没攻下来,我们朝据点里的敌人喊话,进行了思想教育之后,也就收兵了。我感觉自己好累好累,走到驻扎地村庄,看到一个草垛,想也没想倒上去,就睡着了……

第二次战斗,打的是土匪。

那次战斗我就适应多了。我们投入一个营的兵力,加上我所在的教导队。因为情报做得很好,我们堵在土匪据点的门口打,出来一个打倒一个,那场战斗,我们缴获了十支步枪。

战斗结束,我跟着班长打扫战场。听当地的老乡说,土匪把一部分弹药埋在老乡家的粪坑里——不用想,当然要去捞上来喽。打开箱子一看,不止弹药,还有一万元法币。

那个时候,法币没贬值,还是很值钱的,我跟班长都傻眼了,从没看过这么一大笔钱。按照纪律,战场上的缴获是要交公的,班长想了很久,最后咬咬牙:我们把大部分上缴,自己留一点,只留一点……

一个班十个人,我们约定,每人分200块法币。因为太紧张,在把钱上缴之后发现算漏了,班里还有一个战士没分到钱。班长想了想,带了头,每个人再拿出20块法币补偿给那个战士。

我分到了180块钱,没自己花,全交给家里了,后来家里人说,父亲花了其中的150块买了一头驴,他对这笔意外的横财挺乐呵的。

 

难啃的鬼子和给我绑鞋带的旅长

 

1942年,115师开始整编部队,我作为教导队成员,去山东蛟龙湾,也就是整编大会的会址去参观。那时候我懂啥啊,看到部队里挂着四个人的头像,傻傻地问人:这几个大胡子小胡子谁啊,好像不是中国人嘛,挂他们的像干吗?老兵们笑,笑完后告诉我:大胡子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,小胡子的是列宁和斯大林。

那几天的整编大会,对我影响是很深的。从思想上,到作战技能上,我感觉通过交流和学习,都有很大提高。事后我问自己,如果那笔战场上的横财,是在整编大会之后才发现的,我们还会不会截留呢?答案是:不会。

回到自己的部队,我碰到了旅长,成了他的警卫兵。

那次碰面的情况是这样的。

迎面走来一个东北人,粗声粗气指着我的脚:小鬼,鞋子破了,脚趾头都露在外头啦!

我说,没的换啊,没办法。

旅长:你过来,换我的鞋穿上走!

我说,你鞋子那么大,我穿不了,穿了也走不动道啊。

旅长:少废话,鞋带绑紧一点不就成了!

然后,他真的硬把我摁坐在地上,给我换鞋,还亲手给我绑鞋带。后来我知道,旅长名字叫刘杰,从跟着张学良那会儿,他就是地下党了。

旅长作战的时候是很勇猛的,总是冲在最前头,他说他不允许身边的警卫队怕死,如果有人不敢跟他一起冲,他会立马枪毙!后来,在一次作战中,他负了很严重的伤——头部中弹。他被抬下来抢救了很久,足足半个月,才活过来,之后,他就到后方去了,直到战争结束,我都没再看到他……我一直很想他。

跟真正的日本兵作战,也是在我成为旅长警卫兵之后。那个时候,部队得到情报,准备打一场埋伏。对方有日本兵一个小队,十五六个人,再加上汉奸部队一个大队。我们呢,派了两个营,一个营正面伏击,另一个营在外围,堵口子,打援。

一开始我不明白,对面这么点人,为什么要出动这么多部队,真上战场了,才知道,鬼子是真难啃——枪声一响,汉奸大队早跑没影儿了,就剩下十几个鬼子,不投降,硬干,坚持了很长很长时间。

我们趴着放枪,我稍微一抬头,就被排长拉了下来,“你不要命啦!”我很不解,排长说“你看着”,他用树枝挑一个钢盔,刚探出去一点儿,“乒”一声,钢盔中间多了个枪眼儿。排长说:“鬼子枪法好得很,要小心啊!”

这场仗打下来,正面伏击的一营营长牺牲了,吹号手也牺牲了——号声一响,他就中枪了。我们这么多人堵人家十几个,自己死了二十个。战斗结束后,没有俘虏……

 

一锅始终吃不到的小米粥

 

1942年,是我们最艰苦的年月。

鬼子学精了——他们之前对付游击队的办法不行,下乡扫荡,我们跑,等他们扫完回县城,我们再回来,一点儿伤不着。于是他们改变策略,采用“蚕食”战术,从四面八方建一个个据点,想慢慢地把我们的活动范围缩小,困死。

抗日部队内部也出了问题。我们那儿有个旅长,听说红军时代就进部队了,犯了点错误,被撸到团长,戴罪立功,可能是心中愤懑吧,带了一个排的战士投靠日本人了。他这一投靠影响很大啊——我们部队平时怎么运作的,在哪儿驻扎的,和哪几个村的关系比较好,他全清楚……我们的损失很大。

汉奸那边也想出了新花样:让投入抗日武装的士兵亲人来策反,说是拒不投降的,全家遭殃,回家不抗日的就没事,带着枪跑的还有重奖。

最困难的时候,部队里整个班士兵趁夜逃光的都有。

其实,其他的倒还好,就是没吃的,这个最难熬。部队有纪律,不能向群众拿一针一线。一般来说,我们抗日,跟要饭的也没太大差别:乡亲们吃什么,我们去要一点,也跟着吃什么。可那个时候乡亲们也没太多吃的了,大家都吃地瓜。

我实在忍不住了,整天吃地瓜填不饱啊,手软脚软的,还打什么仗啊。我跟排长说,我看到有一家乡亲,家里还有点小米,我们能不能拿来煮一锅粥?排长犹豫了一下,叹了口气:“你去问问吧,如果人家实在反对,那就算了。”

小米,还是要过来了。我们一伙儿战士乐坏了,生火的生火,挖野菜的挖野菜,眼见着锅里的小米粥一点点熟了,副连长来了。

副连长黑着脸,把我们狠狠骂了一顿,我们一边听他骂,一边瞄着旁边的粥熟了没有,心里想着:快了,快了。

就在粥快熟的时候,指导员也来了,“还骂啥啊骂,日本人的炮都打过来了,快叫他们准备战斗啊!”

……小米粥,就这么晾在那里,我们还是没吃到。

其实,打游击,类似的情况有很多。比如后来,我们条件慢慢开始好起来了,有乡亲们拿着面粉、猪肉来劳军,部队里决定包饺子,让大家好好吃一顿。结果面才擀了一半,来情报说日本人和汉奸正过来,我们必须在半小时内吃完上路。怎么办呢?我们把面啊、猪肉啊,一股脑儿往锅里倒,混成一锅不知道什么东西,熟了就捞起来分掉,边走边吃……

 

八路?我就坐在你身边吃着呢

 

1943年,115师再次整编,我被抽调到总部,担任侦查员。

这是个很刺激的事儿,我要乔装打扮,深入到敌后去,了解各种消息,再反馈到部队里,供首长决定打仗的策略。谁可以相信,谁不能相信,这是很难说的一件事情,因为很多人,明里暗里,可能为两头都做着事情。

好比有一次,我和搭档老蔡,去巴掌庙乡探听情报,刚进“乡公所”(日占地区的乡一级办公所在地),就得知自己被发现了。敌人的消息非常详细,包括八路军侦查员中,有一个是山西口音,嘴里有一颗金牙——我知道,那说的是老蔡。

问题十有八九出在给我们当向导的人身上,他很可能是双面间谍。事情紧急,也顾不得那么多了,我让老蔡先回部队,我身上没有明显特征,又是本地人,可以继续留下来探听情报。

我们最终决定,向当地伪政权的乡长那里寻求帮助——之前打听到,这个乡长虽然为日本人做事,但对于抓到的地下党,他总是有意无意地帮衬一把的。我们就这么闯进乡公所,当面告诉他,我们就是八路,需要他帮忙,他想了想,真就同意了。

一开始几天,乡长安排送走了老蔡,允许我拿张草席,睡在乡公所门口。这个时候,我碰到一个给日本人做饭的本地炊事员——他是个很贪小的家伙,日本人给他钱,让他跟当地人买鸡蛋,他就把钱贪了,自己下来,半威胁地问乡里要免费的鸡蛋。

我从他那里得到很多情报:包括日本人部队里也欺负新兵,打靶打不好,就让新兵高举着步枪罚站,脚跟也垫着玻璃瓶不准踩实;我还知道了县里的鬼子部队每天耗费多少粮食,吃的什么,士气如何……

通缉八路的风声越来越紧,乡长不放心我,吃饭都把我带在身边。有一天中午,我们刚坐下吃午饭,汉奸部队“剿共班”的一个成员闯进来,大大咧咧坐在我身边,跟所有人说:“最近有共产党混进来了,大家都把眼睛擦亮点,有什么消息及时上报,要是被发现有隐瞒的,有你们好果子吃!”

我暗自好笑,心想我就坐你身边吃饭啊,我没顾乡长的眼色,还问那个汉奸:“抓到了么?好不好抓啊?”……

吃完饭,脸都吓变色的乡长拉着我,要把我送到他乡下的家里住几天,避风头,路上还不住埋怨我:“你胆子怎么这么大啊!你多大?才19岁!不得了,不得了。”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(李宝松  口述   廖旭钢 整理